《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摘录

  1. 如果从学术上给社会分层下定义的话,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
  2. 我们考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能够将人们的地位完全拉平;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据称所谓“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至少性别造成的地位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3. 改革开放之前,是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身份的身份制,比如户籍、家庭出身,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性。

  4.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和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

  5. 一般认为,从社会学家韦伯开始提出了三元社会分层的观点:即财产地位分层、权利地位分层和声望地位分层。其实,有多少种社会资源,就可以有多少种不同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分层结构。

  6. 消除差异的公平观和地位准入的公平观。

  7. 我国社会分层现象的特点:

    • 社会分层差异巨大
    • 城乡分野
    • 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 身份等级社会
    • 官民社会
    • 精英层的巨大作用
    • 社会基础群体的重大社会功能
    • 社会流动机制的特点
    • 家庭纽带弥合社会差异的重要功能
  8. 伦斯基认为,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第一,谁得到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得到?

  9. 中国近70年资源配置的手段,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权利的作用、单位的作用、老百姓的博弈。

  10. 乌坎事件。

  11. 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第一,基层组织的“缓冲机制。第二,传统单位体制的“缓冲机制”功能。第三,政治身份群体“缓冲机制”。第四,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起到了缓冲社会矛盾的功能。第五,子女地位上升对父母地位下降的补偿功能。第六,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缓冲机制。

  12. 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分层演化的特点:第一,从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身份制度演变为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分层制度。第二,农业劳动阶级的衰落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兴起。第三,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第四,白领阶层在人数和比例上均超过蓝领阶层。第五,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第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七,严格税收制度缓解了贫富分化。第八,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福利。

  13. 帕金(Frank Parkin),社会屏蔽理论。

  14. 有必要阐释一下什么是“身份”。在社会学上,马克斯·韦伯最早也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身份( status)和身份群体( status group)的概念。韦伯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a生活方式;b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c.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①韦伯认为,身份与阶级不同,阶级是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而身份是由主观社会评价决定的。韦伯身份概念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强调了身份是主观社会评价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份有客观生活方式、教育、职业、出身作为基础。身份制就是建立在上述身份基础上的一套由法律、法规、规范认可的制度体系。

  15. 白领阶层和中间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第一,要有产业变迁的条件,即它一般形成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之中。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第三,和教育有关系。

  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一,身份制的变迁。二,单位制的变迁。三,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四,社会中心群体与社会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五,新的社会阶层形成。

  17. “利益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从过去的那种仅仅追求整体利益,转变为今天的追求个体利益。每个人都追求个体利益,这样,追求利益的方向就非常不一致,这样就形成不了整体的社会运动。社会就不会产生整体的冲突。

  18. ①[法]列斐伏尔(HemiTebwe):《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夏铸九等编译,收录《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2002年版,第20-21页。

  19. “社区碎片化”引发的后果。

    • 第一,社区之间的分化或“碎片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失衡。
    • 第二,社区内部的“碎片化”,斩断了人们的交往,社区失去了共同体的意义。
    • 第三,利益的“碎片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第四,权利的“碎片化”造成了管理的真空。
  20. 笔者以为,所谓利益群体,核心问题说的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

  21. 知识分子是市场发展第一阶段政治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从政治地位很低的群体上升为政治地位较高的群体。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知识分子又成为市场改革的经济上的获益者在这一阶段,与其他群体相比较,知识分子又成为经济地位相对上升较快的群体。所以,知识分子在市场转型的两个阶段都是获益者。在第一个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政治利益,在第二个阶段,知识分子获得了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知识分子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改革中最为典型的获益群体。由此可以判断,知识分子会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者。

  22. 当然,对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与底层群体的关系,学界一直是有争论的。赞同推进福利保障制度的一派认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制度环节,这样的制度对跌入底层的人群起到了救助作用,减轻了底层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不至于产生生存危机,最终有利于全社会的和谐。而批评福利保障制度的一派认为,奉行了多年福利保障制度的所谓发达国家也并未能消灭贫困现象,有时候,贫困甚至有所加剧,这是因为,福利保障制度只是貌似公允,实际上,它反而是造成贫困层之原因。这又可以分为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认为:“表面看来福利制度是济贫,其实,政府发放的福利、救济金数额较少,只能使穷人维持在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这样,救济金实际上在制造着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生活困苦,却由于保障制度而尚能存活。因此,福利制度阻止了穷人贫困状况的根本改善。”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福利制度之所以造成了贫困,不在于它阻止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是因为社会福利、保障与救济的开支过大,它使社会再生产受到抑制,使投资减少,结果限制了财富与新的就业机会的增长,最终加剧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贫困化。”

  23. 最早提出“相对剥夺”范式的是美国社会学斯托夫(S. Stouffer他认为,“相对剥夺感”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此种心态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或群体做反向的比较。此种心态变得强烈是由于,人们所对比的群体变成了自己的潜在对手。社会学家默顿(R. Merton)则用“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

  24. 贫困文化理论,刘易斯

  25. 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即特殊获益群体,普通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26. 而笔者所说的“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27. 所谓中产阶级理论,就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会不断扩大的社会。当中产阶级变成了社会上的多数人或社会主体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就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人群体。这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结构上比较稳定。因为,中产阶级往往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它往往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之,当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仅为少数人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的比例就必然较高。这时,一个社会在结构上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下层收入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却较强。再者,失去了中产阶层的缓冲作用,上下两层之间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

  28. 吉登斯的“统一的中产阶级”,认为从市场能力上,他们有很多相似性。K.罗伯茨,F.G.库克,等提出“破碎的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是分化成多个阶级的。J.H. 戈德索普倾向于划分细小的阶层,也不同意有一个统一的中产阶级。

  29. 社会地位的基础要素,即经济地位、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

  30. 笔者认为,在抽象理论研究的意义上,中产阶层的标准包括以下三方面:

    • 第一,在经济上,该阶层的收入、财产状况以及消费和生活状况不低于小康水平;
    • 第二,在职业上居于职业地位的中间层次,更具体来说,类似于白领阶层;
    • 第三,在知识方面,受过较好的教育,一般达到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或者受过13年及以上的教育。
  31. 中国中产阶级的五个集团。

    • 第一集团是最典型的就是中产阶级,即专业技术阶层,以及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少部分高级别专家属于更高的阶层。
    • 第二个集团是各类管理人员,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广大的干部阶层,其中高层管理者,CEO属于更高的阶层。
    • 第三个集团是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科技开发型企业家,国外驻华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国有金融行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 第四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
    • 第五个集团是大量的中小产业、中小工商业企业主和所有者。
  32. 书中关于收入中产阶级的定义为,城市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基准线,将基准线3倍一下的定义为“收入中产”,将基准线50%到基准线一下的定义为“收入中下层”,将基准线3倍以上的定为“收入高层”。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产阶层,需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普及教育。第三产业是中产阶级壮大的主要就业领域,第二、第三产业内中产阶级已占较大比例,第一产业则存在精英流失的问题。

  33. 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依照数据显示,在大城市中年轻人明显比中老年组收入要高很多,在小城市中却相反。因为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从事的也是新的产业。

  34. 参考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第三轮全国调查(COPS)数据,以下指标五个全满足的只有0.26%,满足一个的家庭有42.66%,全都不满足的有22.29%。

  35. 本研究发现,造成中国中产阶层发展滞后的原因包括: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居民家庭收入占比偏低、社会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等。

  36. 在当前中国的场景下,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第一,权力地位。第二,经济地位。第三,教育地位。第四,技术职称。第五,户籍身份地位。第六,家庭出身,尽管我们一再抨击血统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很看重一个人的出身,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自称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骗子能够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

  37. 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调研中心”,认为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61。主持该调研的甘犁教授解释说是因为他们采用专门的调查方法,调查出了一些高收入户的真实的高收入数据。

  38.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数据。该中心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公布了关于中国财产分层的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73,更具体地展示了不同家庭组占有财产的情况是,最高1%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34.6%,最高10%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62.0%,最低25%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1.2%,最低50%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7.3%。

  39. 社会是否稳定,最关键的,还是要使全体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要使这个民族多数人逐渐富裕起来。戴维斯(J.C.Davies)在他的J曲线理论有做阐释。

  40. 所谓市场,讲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商品市场,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第三是金融信用市场。

  41. 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
    第一流派是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
    第二流派以《正义论》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 John Rawls)为代表,他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
    第三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阿瑟·奥肯(Arthur Okun),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奥肯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地对企业主克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

  42. 社会学有一个“精英循环”理论。精英循环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有一种制度体系,把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淘汰掉,让具备精英素质的人脱颖而出,进入上层。富人集团不是坏事情,但是应该有淘汰机制,让有本事的人上来、没本事的人下去。

  43. 贫穷分为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绝对贫穷,比如贫困山区等等。相对贫穷,比如城市里的下岗职工。

  44. 最近对税收的分析显示,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户还是普通的职工层。

  45. 社会分层之所以在近几年的中国引起关注,一是持续的社会贫富分化。二是“权利”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及其发展机会中,显示出其决定性的作用。三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会互动中,一些新的结构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利益关系及社会变迁的走势。

  46. 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及其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解释,社会学界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判断,第一种,是陆学艺教授任组长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可称为“层化论”;第二种,主要是笔者提出的“集团论”;第三种,也主要是由笔者提出的“碎片论”;第四种,是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论”。除上述四种理论以外,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阶级阶层关系的传递、阶层认知、性别分层等,一些社会学学者也提出了经相关实证研究初步验证了的一些命题,如“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等。

  47. 仇立平对上海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以“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认为现阶段上海存在界限分明的五大社会阶层:

    • 第一,上上阶层,以领导干部为主,包括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在内的职业群体;
    • 第二,中上阶层,以办事人员或职员为主的职业群体;
    • 第三,中间阶层,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
    • 第四,中下阶层,以商业从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
    • 第五,下下阶层,以工人、农民、居民生活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

这五大社会阶层基本上是“金字塔型”结构。被调查者认同自己家庭属于上上层的占被调查者的0.5%,中上阶层的占5.6%,中间阶层的占52.7%,中下阶层的占35.8%,下下阶层的占5.4%。大部分人将自己的家庭看作是中间或中间偏下的阶层。来自《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 对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产阶层,在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这与“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有关。然而,研究者一般均认为,他们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阶层群体特征:

    • 第一,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技术工作者等的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分;
    • 第二,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外,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
    • 第三,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来说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
    • 第四,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个人素养、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
    • 第五,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
  2. 李春玲教授认为“中产人群”不认可中产身份,即被学界定义为中产的人群,将自己认同为中下阶层和下层阶层的比例相对较高原因之一在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下,出现了一种社会心态,即极强的物质欲望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不满足感和缺乏安全感,这种心态使他们总觉得未达到理想的中产生活状态。

  3. 熊易寒通过对上海J镇的田野调查发现,中产阶级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更倾向于采用协商的方式而非依法抗争。为了降低政治风险,中产阶级采取“忠诚呼吁”策略,即以基层政府作为忠诚对象和潜在的结盟对象,以地方政府的政绩作为谈判筹码。这种全新的维权模式完全不同于依法抗争的方式。

  4. 郭巍蓉、王正芬通过把医生作为体制内中产阶级,从业者作为体制外中产阶级,投资银行从业者为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对三个专业技术中产群体的比较分析来探究体制位置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变迁观的影响。研究发现体制位置以“市场化程度”和“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作为中间机制,导致了三个群体在对社会改革主要力量为何的看法、对社会未来的预期上,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按照“与体制关系”和“与体制的合作性”两个维度,将利益划分为四种类型,医生与体制是强关系,与体制的合作性较弱,带来的是委身型利益,他们对体制的态度很复杂;投行从业者与体制是强关系,与体制的合作性也强,带来的是寄生型利益,对未来的预期徘徊于乐观与悲观之间;IT从业者与体制是弱关系,与体制的合作性也很弱,带来的是独立型利益,这种利益事实上与体制无关。因此可以说,体制位置是研究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

  5. 黄嘉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

  6. 叶晓阳,丁延庆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发现在首都高校间出现了学生分层,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具有更大的概率进入精英学校。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使高德教育更具有“合法性”而非“效率”,进而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那么,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将会削弱。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张,实际上削弱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而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来自,《扩张的中国高德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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